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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人”科考的艰辛历程
本报独家专访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辰  燕子垭,这一带曾有多起目击“野人”事件。
王方辰（左）和中科院袁振新教授（中）在考察途中巧遇本报老摄影记者、著名摄影家银道禄（右）。  本报记者税晓洁在神农架考察。 本报记者 税晓洁 十堰是中国“野考”大本营 近日，神农架“野人”又成为舆论热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相关问题，长期考察研究“野人”的专业组织——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方辰先生，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为公众答疑解惑。 选择本报发声，是因为王秘书长对十堰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十堰其实是”野人”考察的一个大本营。近30年来的神农架 “野人”考察，十堰历任领导和普通民众，都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的前身 “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就是1981年在房县成立的，当时的郧阳地委宣传部长李建先生任执行主席；1987年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当山召开；1994年10月30日，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正式收编改组原 “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成立“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规定相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才有资格参加该专业委员会。 本报长期参与 “野人”考察研究，作过大量报道。本报记者朱江不仅数次深入神农架、房县实地采访，还远赴上海等地追踪有关当事人；本报记者税晓洁1995年参加该协会考察队持续追踪，在多年考察的基础上2002年出版 《寻找野人》一书，2005年代表该协会赴贵州月亮山调查“野人”伤人事件,提取到现场实物。 实际上，目前神农架林区的大部分地域，都曾属十堰市的房县所辖。在1970年5月28日 《国务院关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行政区划问题的批复》中，才明确将房县盘水区十一个公社，九道区的东溪、板仓、红举公社，上龛区的二荒坪、官封公社，田家山、千家坪药材场，大九湖农场及兴山县、巴东县的一些地区，划为神农架的行政区域。 找到“野人”价值堪比登月 记者：您对最近的“野人”事件怎么看？我们看到有家报纸在一篇《湖北科考牵头人预言 一两年能发现“野人”》的报道中，有一张您和袁裕豪先生手拿 “野人”脚印的图片。图片说明却是“王善才这几天被媒体追访的电话包围着”。 王方辰：您说的这个照片我还没看到。最近我也是从网上看到一则要在全球招募科考队员，筹资1000万元，再度寻找神农架“野人”的消息。消息发布者是湖北省考古所退休的72岁王善才老人，他认为有80%的可能揭开“野人”之谜。 联想起我们近30年在神农架及周边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科学考察工作，尽管也取得了一些实物证据，但我们深知距离揭开“野人”之谜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王老能够取得“野人”活体或者尸体，“野人”之谜即可真相大白。倘若王老真的捉到活体“野人”，这与我国嫦娥奔月宇航成功的科学价值可以说是同等重大，我们翘首以待。 到底什么是“野人” 记者：您说如果真找到活体“野人”，其科学价值堪比登月？这具体怎么讲？几十年来，你们为什么非要寻找“野人”？这有什么意义？ 王方辰：“野人”是全球性的自然之谜，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报道，但大都渐渐销声匿迹，惟独神农架仍然有“野人”目击或与“野人”有关的消息不断传来。或许是这里的生态环境更神奇，或许是湖北人们给予“野人”的人文关怀更亲切，或许是“野人”更加眷恋这片生息久远的故土家园呢？ 我们开始关注和从事“野人”考察是20世纪80年代。如今20多年过去了，很多当年的野考爱好者已经不再参与此事了，但是群众对野人研究的关注度一点也没有减弱。本专业委员会的野考爱好者自费进行“野人”考察研究早就成了我们的重大业余“工作”，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立即赶往神农架。直到今天，我们已经数不清到底去了多少次神农架了。 起初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到底什么是“野人”？“野人”是什么样子？老百姓传说的“野人”真的会吃人吗？有多少人亲眼见过“野人”？……接触多了我们逐渐认识到，“野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它牵涉到人类起源的若干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我请教了中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专家给我做了解释：“野人”这个名字是大众的俗称，不太准确。有些动物学家认为没有拿到“野人”标本，搞不清楚传说的“野人”是不能被列为人科，因为科学上“人”有着很详细的定义。在定义没有搞清楚之前叫“x人（野人）”，在科学上是不够严谨的。一般学术研究上不叫“野人”，而是叫做“人形动物”。但是非专业人士一说这个东西，就称“野人”，后来就约定俗成了。 “野人”这个说法起源于神农架及周边地区。在我国其他地方包括世界各地“野人”还有别的名字，比如叫“人熊”、“东都”、“亚胚”、“山魈”、“山鬼”、“熊罴”等等，国外把人形动物称为“雪人”、“耶提”、“大脚怪”、“阿尔玛斯”等等名字。概括起来“野人”大约有四种形态，传说最多的是棕红色的，其次是黑色和白色并身材高大的，再就是身材比较矮小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由热衷、痴迷到客观、冷静，有没有“野人”，什么时候能够找到“野人”已经不太重要，应不应该有，可不可能有，反倒是我更关心的，因为对于未知事物的科学探索本身必须是客观的、事实求是的、艰苦卓绝的考证过程。 我国中科院院士、古人类学研究学者吴汝康在他的《古人类学》里说，600万年前，人与猿开始分道扬镳。西方学者则为我们描述了这么一幅清晰的进化图：南方古猿非洲种进化成能人，进而进化成直立人，进而成为智人，进而成为我们——现代人。 有了这样一幅大胆的进化图，下一步就是小心求证了。但老天好像不太眷顾进化论者，考古学家可以挖到6000万年前完整的恐龙化石，可以挖到数亿年前的鱼类化石，但偏偏挖不到相对比较近的猿人化石。 从猿到人有缺环 记者：这又是为什么？ 王方辰：尽管高度发达的当代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人类的起源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如果把地球生命起源看做24小时，人类的诞生仅仅是在最后的2分钟，本来最后出现的物种其历史应当最清楚，证据保留的应当最完整，但现实恰恰相反。由于人类起源搞不清楚，就有某些大胆的国外学者提出：“人类在1万年内的变化率之巨大远远超过地球上的任何动物，因此就存在智慧生物宇宙分布的可能性。1万年的变化不像是在进化，而更像是恢复状态，恢复要比进化简单得多，因此变化才会像当今人类这样巨大。”但这一说法同样没找到实物证据。 达尔文的从猿到人之说证据链上也有缺环，因此也有学者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质疑。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原则，从猿到人必须是一条非常完整的进化链。在这个进化链里，人是地球上最后出现的强势物种，可是往前推1万年，人类的数量就相当少了，再往前推10万年，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形态与现代人的差别也很大。若再往前推100万年，人的形态、功能各个方面差距就更大了。 同在地球上，其他动物并不是这样，无论是马、犀牛、大象、猩猩，抑或是猴子等等，无一例外，看它们过去的模样：1万年、10万年、100万年前的模样与今天的现生种几乎没有区别。人类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巨大呢？这正是几代科学家苦苦寻找的科学答案。 我们知道：象的祖先是始祖象，不用考虑用猪去充当象的祖先；马的祖先是三趾马，也无需考虑用麂去充当马的祖先；鸟儿的祖先是始祖鸟，以此类推。这就是说：祖先与后代是相同的物种，这没有什么疑问，无需证明。而人类恰恰是个特例，在实在找不到适当的祖先时候，万般无奈才拿猴子、猩猩当祖先来暂时替代。当时的达尔文并不知道还有南方古猿。稍一动脑子就能想到，人类真正祖先的生存年代肯定是与猴子祖先共同生活在同一环境中，就像现代人与现代猴子的关系一样。 被达尔文认作人类“祖先”的东西，比如猩猩、猴子还有那些低等灵长类一直活得都很好，当时拿它们当“人类祖先”达尔文心里一定也在打鼓。现在的科学技术能够准确地知道猩猩、猴子祖先化石的具体年代，可达尔文时代尚未发明检测化石年代的技术手段，所以达尔文才把人排到了猴子、猩猩的后面。这个推论尽管很遗憾，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其它动物化石可以从全新世往前推：更新世；上新世；甚至始新世，而人类祖先在更新世时代的化石直至今天也发现不多，为了连接这条进化链，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万般无奈的达尔文只得把人类划归在灵长目动物系列中。如此归类法在今天看来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不是最终结论，但总要比神创论进了一大步。 研究“野人”能管啥问题 记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其时代局限。那么研究“野人”，能解决什么问题？ 王方辰：今天不仅有了多种对地质年代以及化石年代的测定手段，还有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的技术支持。科学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只有今天的我们才会认为150多年前的推论值得商榷。因为这样的排列是有矛盾的。如果按现代动物分类学的划分原则，现代人属于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而猩猩则属于灵长目：大猿科。大猿科又分三个属：大猩猩、红猩猩和黑猩猩属。由此可知，人与猩猩既不同属，又不同种，其血缘尽管比其它动物近，但毕竟不是血统或者遗传意义上的祖先关系，100多年前粗略的划分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了。 今天我们所要找的并不是逻辑 |
